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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杰出人物

          流坑,自五代南唐肇兴以来,产生了一批较为杰出的人物,对流坑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,其中一些还为中华文明做出过贡献。从他们当中挑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列传,认识流坑的历史和社会。
          ● 铁面御史董敦逸
        董敦逸(1031—1101),字梦授,嘉佑八年(1063)进士。哲宗元佑六年(1091)官拜监察御史,后以“瑶华秘狱”案不佞哲宗,卫护孟后而调知兴国军。徽宗朝复为左谏议大夫,又极言蔡京、蔡卞过恶,被名“元右党人碑”,放江州知州。后任户部侍郎,封爵长清开国男,食邑三百户,以老病归终。敦逸是北宋名宦,又是流坑董氏禄位官声最显者之一,因而在家族历史上极有地位,有关他的各种传说很多。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件事是:1130年,当年的孟后——隆右太后在金兵追击下南逃途中经赣江和恩江交会处,问此水从何而来?手下人答从董御史家门口来。隆佑太后即以金杯酌江水而饮,以答谢当年董敦逸的相救之恩,于是也就有了恩江得名的又一种说法。又传说敦逸曾使契丹,因得何杨神的佑护而能夜诵皇陵碑以免杀身之祸,因而何杨神成为流坑董氏的保护神,至今供奉不衰。甚至流坑历代传演的傩舞,相传也是敦逸从北方带回家乡的。这些传说,孟后谢恩并不见于正史,恩江之名亦自有来由,后二者则更明显难以信据,但其足以表明,家族成员出为高官,给董氏家族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声望,并对其文化传统的确定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在这方面,董敦逸只是一个代表。流坑旧的敦逸祠,今已倾圮,唯存残垣数堵,题匾一块,弥足珍贵,尚可供凭吊。

          流坑荣耀董德元
        董德元,字体仁,初累举进士不第,年老齿凋时以特恩授州助教,“贫甚无以自养,仍从富人家书馆”。绍兴十八年(1148)五十三岁时迁试第一,以有官列第二,恩例与大魁等,故称“恩榜状元”。他因依附秦桧旋即骤进侍御史,至参知政事权左仆射,爵庐陵开国子,食邑五百户,成为流坑历史上科甲和仕宦最高之人。秦桧一死,他即被以提举太平兴国宫(后改资政学士)衔放回,赋闲庐陵,身后也不得入乡贤祠受祀,并倍受士论史笔的讽贬。然而就董氏家族而言,毕竟有状元、执政之荣。德元大魁的次年,永丰县即为其建状元楼以示彰耀,德元同科士年轻的朱熹题“状元楼”三字匾,后来又有著名理学家曾丰为之作记,此楼遂成为恩江之畔的著名古迹。大约在稍后,流坑人也在村口依样建筑了一座状元楼,向过往之人夸耀着本族的这一盛事。而且因为董德元的地位,朝廷封赠董合司徒,妻罗氏豫章郡夫人;董祯司空,妻邓氏南阳郡夫人;其曾祖、祖父、父亲等也各有封赠,不仅德元一门荣显,整个流坑董氏亦因此无比风光。别应提及的是,德元晚达,此前倍尝白眼,被人嘲为“老榜官”,洪迈《夷坚志》卷十八载有他的一首词云:“满腹文章,满头霜雪,满面尘埃。直至如今,别无收拾,只有清贫。功名已是因循,最懊恨张巡李巡,几个明年,几番好运,只是瞒人。”当时际遇,明白如画。但他一旦发达,能至揆辅,无疑又对家族中人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和诱惑。正是像董德元这样一些跃上龙门的榜样,才使流坑董氏家族形成了极为浓厚的科举文化的氛围,熏陶着其子弟皓首穷经,以求升官发财,光宗耀祖。

          理学名士曾丰
        曾丰,字幼度,号樽斋,乾道五年(1169)进士,历任福建浦城令,广东德庆知府。他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和学者,所著有《樽斋集》四十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为“根底深邃,皆有物之言,非虚谈心性者可比”,为世所推重。曾丰在浦城任上,发现了聪颖异常却因家贫无力上学的的真德秀,便收在门下,悉心培养。后曾丰返回故里,开西山书院,真德秀就读于此十三载,遂以西山为号。真返乡时,曾丰曾有长诗勖勉赠行。真德秀后来官至翰林学士和参知政事,又是宋末理学家,为报师恩,他奏请朝廷将恩师《樽斋集》入于国学,此书因得广行于世。这段因缘为流坑留下一段佳话,西山书院也因此名满天下。据《乐安县志》载,宋末文天祥曾访寓于此,并题咏云:“金鼓峰前草木齐,流坑原是古流溪。大宋老僧何处去,壁上东坡画者谁?”元代虞集《道原学古录》亦云:“往观者至今车辙马迹不绝于其里。”其名胜不难想见。曾家除曾丰外,又有淳熙进士曾玠,官司理参军;曾琬,官翰林侍读;咸淳进士曾重光,官至兵部侍郎,也可谓是人才济济,与董氏相映争辉。而且曾、董两家,世为姻戚(如曾丰之妹即许董德修为妻),交流切磋,又笃学谊,不少董氏子弟还就学于西山学院,关系颇为融洽,今《樽斋集》中,尚有曾丰为董氏所做的诗文多篇,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
          名儒董德修
        董德修,字仲修,屡赴漕试不第,隐居力学。他虽为布衣,但却不是一般的乡里老儒,而是南宋著名的“槐堂诸儒”之一,《宋元学案》中有传。德修为陆象山的入室弟子,“终日静坐,潜心理窟”,后归乡倡教陆氏心学,“从游者多德成名立,学者称心斋先生”。董德修和他的江右同门一样,虽于象山之学未见创意,但他在朱陆同异之辩哗然不息,陆学被目为“禅学”异端研究之际,笃信之,广传之,因而有“光象山之门墙”之誉,为心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尤其对流坑董氏而言,他是“流溪理学之宗”,从此确立了董氏心学的传统。明代流坑董氏心学特盛,为江右王门的忠实信徒,实乃道脉相承,渊源有自。

          杏林圣手董起潜
        董起潜,为流坑董氏第十四代,出自于文晃即秘阁校书公一系。他是以医道而为世所知的。董起潜本为儒生宋亡后因元朝的尚武薄武及民族歧视政策之故,他舍儒从医,以此解除民众的疾苦,在当地颇有名气。后因与元代大儒吴澄相善,吴氏为之杨誉,更是名播四方。吴氏并作了《赠董起潜序》。在《序》中,吴澄把董起潜称为十全之医。

          兴教治下董尚
        董尚,字友善。为流坑董氏第十五代,出自文晃公系。董尚的祖父德荣、父亲宝翁业儒均无官,其父为了谋生还兼行商贩,家境平平。董尚以诗文经学得名,教授于乡,然为生计,间或外出经商。董尚为人谨慎自持,热心公益,尤对办学不遗余力。洪武辛亥年(1372),董尚以博才良德、通经儒士征辟至京。初选授兴宁(今广东兴宁)教谕,以奉公勤事,教绩突出,不久升任武进(今江苏武进)知县。他以“宽而不纵,严而不苛”为施政方针,实施一系列行政措施。董尚要求官吏奉公为民,对玩忽职守、勒索受贿者及贪酷之吏严惩不怠,对那些胆敢投机居奇的不法商人也予以打击。同时,他致力办学,大兴教育。刚到武进,见其县学校舍狭隘残破,曾感叹说:“吾以儒至此,吾能视而无动,其不可恶乎?”于是倡议建学校,起大成殿、明伦堂及师生宿舍,“生徒有舍,教官有所”。一年武进遇亢旱,农民大困。董尚力争减免当年赋税,民困得 苏。故其去职时,“仕民思之”,将其祀于武进名宦祠。
        洪武二十九年(1396),董尚致仕。返乡后,他致力于流坑董氏宗族的建设。其中在流坑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件事,是在他手上第一次刊刻了董氏族谱。流坑董氏的第一部族谱成于南宋末年,元至顺年间重修,然稿成未刊。元末大乱,“谱牒亡散几尽”,董尚到外地经商,在宁都碰巧觅回,然议刻未果。直至他退职回乡后,终得“刊刻印行,散归各房”。此后,流坑董氏修撰刊刻族谱逐成惯例。族谱是宗族组织的重要体现和构成要素,洪武谱的刊刻,对于明代初期流坑董氏宗族组织的迅速重建和发展,有较重要的历史影响。谱成后数年,尚卒,入祀乐安乡贤祠。

          国子监司业董琰
        董琰,字子庄。为流坑董氏的第十六代,出自屯田公文肇之子大保淳系。董琰在兄弟三人中排行最小,五岁能诵诗,八岁善读书,十二三岁就能作文。这除了他自己的聪颖、勤奋外,与家庭的熏陶也有关系。他的父亲董养性,笃学有文,洪武初由明经荐举,出为四川保宁府的昭化(治今四川昭化)县丞。著有《杜工部诗注》及《高闲云集》若干卷行世。即便是在元明之交,废学者十之八九的情况下,董琰能学而不辍。五年后,中乡试,然次年的南省会试中却不得志,悻然而归。
        明洪武二十五年(1392),董琰应征辟入京。始入京,踌躇满志,直言时弊和官场的是非现象,得罪了当权者,于是出为荒鄙僻壤的云南学官。在职七年,尽职终守,日为诸生讲学说史,以仁义忠信为教,遂教化大行。深得西平侯沐英、布政使张沈的器重。因政绩烨然,调为交州府的茂名(今属广东)县令。董琰在此任职五年,居官公私分明,以肃为务,勤政爱民,茂名士民敬之思之,祀之于茂名县名宦祠。
        明永乐时,朝廷组织纂修《永乐大典》,永乐二年(1404),董琰被选参与此书的的纂修,出入中秘者六年,识见高明,学问赅博,为同辈推服。书成,前国子监司业,时为翰林学士的杨士奇以董琰“学问老成,宜为学者所表”,荐而拜为南京国子监司业。永乐十七年(1419)八月五日,陪祭国社中风,回家而卒,享年六十有八。所著诗文有《司业子庄集》、《随寓录》、《幼诵诗集》行世。

          董时望
        董时望(1450--1489),字民翘,雪峰为其别号。流坑董氏的第二十代,出自校书文晃公一系,宋少师董敦逸的世孙。年幼时其父去世,十月而孤的时望与其寡母王氏相依为命。时望小时羁傲顽犟,好弈棋,一次竞整日忘归,其母惊寻,“晚乃归”,母子相见泪水潸然而下。王氏对时望一番训戒:“吾孀居翛然,茕茕孑立,惟恃汝以为生。奈何吾儿不事学问,嗜此小技,此败身之招,吾何望焉?”时望听了这番话,痛哭流泪,从此不再弈棋,励志专心于学。
        丙申(1476),时望“以才名学行冠于郡邑”,充弟子员。癸卯秋试(1483)告捷,时望赋诗以志:“十月怀胎母节昭,当初谁为有今朝;本来科第寻常事,喜得忠君路一条。”表达了感慨思亲之意,又委寓以身许国之志。次年(1484),时望中进士。中第后,奉例省家,一如为秀才之时。丙午(1486)秋,其母病故,在家服孝的时望,甚为关心家乡的教化,开门授徒,并利用这段时间编修了自家房派的族谱——《桂林公谱》。
        己酉(1489)春,时望起复,被授为监察御史。这年的八月,时望入早朝,正值倾盆大雨,街渠水漫,马坠御沟桥,时望衣湿透体,服湿衣入班,感冒成伤寒病,不治而卒,享年仅三十有九。时望清贫自守,死后几无以为殓。著有《雪峰稿》遗世,其文“风雅不凡,词藻充腴,不事模拟而体裁有足”。丧发,挽歌、哀章盈筐。时望死后祠于乐安县乡贤祠,为流坑董氏在精神上赢得一份光彩。流坑董氏为了纪念时望,建了雪峰书院,寓纪念与教化后人于一地,并请罗洪先作《雪峰书院记》。

          理学名家董燧
        董燧(1503—1586),字兆时,号蓉山。为流坑董氏的第二十二代,即名噪一时的御史时望之孙。其父董策,朝廷封赠其为奉政大夫南京左军都督府经历。嘉靖十年(1531)董燧中举,然此后会试不中。于是不再把习举业出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,而醉心于王阳明之心学。他先求学于南野欧公(欧阳德)于南京,后至淮南,人王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心斋(王艮)门下。他勤奋好学,孜孜探讨以致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,深得其师之器重。
        嘉靖二十九年(1550),因其学识、名气,董燧被选授为湖广枝江县(今属湖北)知县。枝江介于荆巫之间,当南北交通要道,地理位置极为重要。因其生产落后,民众素质较低,“军民素齮龁为奸”。针对这种情况,董燧采取了寓政于理,治教合一的方略,“兴学饬教,优老植窘,涤冤剗蠹,孜孜焉”。施州(治今湖北恩施)土酋覃宣抚,被一个叫良臣的手下人杀了,事发时,家人李蕴暗中背起宣抚的幼子逃走,隐藏起来。为此施州马指挥所的散毛、猎耳、中峒等司,相互起兵仇杀,持续十多年还不得了结。朝廷圣旨派兵剿抚,但因地形艰险而未果。治化枝江县有名于时的董燧受命处理此事,他一改过去的用兵方式,单人匹马历险阻穿瘴毒抵夷寨中,用怀柔的方法解决问题,不用一兵而“缚良臣,罪以叛逆,立覃氏孤,俾世其官,赏李蕴马指挥以保孤之功,因示各司杜其反侧”。此事充分展示了董燧过人的胆识和才干。故时人称颂董燧“一良有司贤于十万师远矣”。董燧在枝江的五年中,惠泽周洽,百废俱兴,以其卓异的政绩荣膺上奖。
        董燧治枝江有功,又被擢宰建宁(治今福建建瓯)。其治一改建宁“俗尚侈靡”之气,建宁秩满后,董燧由南京左军都督府经历升为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员外郎,擢本部四川司郎中。当时芦州有一惯盗被抓,证据确凿,董燧依法办事,而此人求救于朝中的卢尚书,卢尚书徇私情要董燧高抬贵手。董燧不仅不中听,反而“持之益力”,以“不有死盗,则有死职”答之,体现了董燧铁面无私,不畏权势的可贵品格。为此卢尚书极恶董燧,加上嘉靖中期宦官当权,朝廷日趋黑暗,蓉山遂放弃仕途生涯,时年六十一岁。
        董燧归乡后,家居凡二十三年。在这二十多年中,他孜孜不倦地做了两件大事。一是“崇正学",也就是积极地探求和宣传心学。他积极发起、组织并参加各种讲学会,从本村到本乡到本郡、本省、外省依次有圆通之会、郁林之会、竦山之会、青源之会。“浮两浙,泛五湖,访天真,寻白鹿,大会同志。”随着年岁增大,行动不便,董燧在家乡创建了南洞书舍,聚徒讲学。“每月逢初二、十六会同诸公讲于圆通阁”。圆通会不止囿于流坑,许多江右王门的名人,如聂豹、邹守益、罗汝芳、罗洪先等都曾会讲于此。还有陈九川、吕楠、湛若水、王龙溪、钱德洪等人都到过流坑。可以说,当“江右王门”盛极江西时,流坑也成为江右王学的一个聚焦地。流坑董氏自宋代就有理学传统,至明后期尤盛,这与董燧的努力与影响是密不可分的。
        另一是,董燧为兴宗振族、构筑流坑董氏文化,从精神风貌到物质构件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。他开南洞书舍,设圆通会所讲学研理,目的是“盖以礼教相约束”,大力宣讲朱元璋圣训及忠义亲长、遵礼逊让等封建纲常及传授王阳明的心学,以期使封建教育与家法互为表里,交相致用。他增修族谱,倡导尊亲孝行。流坑董氏明万历年间刊行的族谱就是董燧偕同董极、董裕“推广旧例而增修之”,新增名位、乡贤、隐逸、遗英、方术、贞节诸表,其用心是“欲即祠以其舍之子弟,使知务学,不失孝敬之义”。他还倡集族中士绅及族人将被农民军焚毁的大宗祠在原址重建,内外分设道原、宗原、彰义、报功、孝敬、敦睦六堂,供奉董姓列祖及于董家有惠的杨筠松、曾文迪等人,并请了当时许多名人为董氏祠堂作记:罗洪先作《乐安流坑董氏新祠孝敬堂记》,兵部尚书张佳胤作了《董氏重修祠堂记》,聂豹作《重修祠堂记》等,这些名人作记为流坑董氏增添了一份荣耀与光彩,对扩大流坑董氏的知名度有一定的作用。董氏族祠的建立,使董姓之人亢宗振族向心力的凝集有了一个物质基础,“考数千年之精神,下之子孙数千百人之精神,萃之一堂,联之一心”。接着又订立族规十四条:“尊圣训、供赋役、崇礼教、敦俭朴、广储蓄、息争竞、积阴德、善贻谋、修武备、勤职业、端蒙养、宗正学、禁邪巫、禁佃仆”,将封建礼法与伦理用私法的形式具体地加以确定,以约束族众。为了能使这些法规得以施行,还健全了其管理机构,董氏族中除族长外,立有宗子,又有族正、族副专司族规的监督施行。最为惠泽后代的是董燧规划了流坑村落的建筑布局,使流坑村的主体部分按一纵(南北)七横(东西)辟出八巷,这与流坑析为八房是有关的。以房为片区而居,既规整了村落又便于管理。虽经岁月的摩洗,董燧所规划的建筑群今已难于见到,但因现在所见大多是在原基址上重建的,故此现代流坑村之面貌,基本上仍一如其旧。
        董燧为了使所订立的村规民约得以生效而费尽心思,至今流坑村还流传着许多美谈。在流坑村的北面对岸有一小洲叫白茅洲,洲上有一片樟树林,棵棵高大,为流坑村的“风水林”,为此董燧相约,禁止在此放马,为了表示其决心,也是为了所订的类似公约生效,他授意家人将自家的马赶入白茅洲,马在洲上吃草,有目击者告于董燧,董燧以身作则——叫人把自家的马宰了让村人食用,以示约法的明效。董燧的苦肉计,使得公约“所禁之处不敢有犯”。时间不久,村中风气大良。董燧死于万历丙戌(1586)五月,享年八十四岁,所著有《学庸问答》、《蓉山会语》、《古今人物考》、《宋元纲目问答》、《董氏家志及家诗》、《临汝源流》《乡约志》、《丽泽录》等,其中《蓉山集》十六卷列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

          太子少保董裕
        董裕(1537—1606),字惟益,号扩庵。为流坑董氏的第二十一代,是文肇之子滋派裔孙。其祖董重鼎,冈喜爱乌江上游的招携江田“蓬蓬白云,二水环立,有衣冠之”,从流坑迁到江田,在那里.衍出一系。裕父董绪,宁禹方,号龟川,从邹守益、聂豹等人讲学,著有《龟川诗集》四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其诗“不求工于声律,以理趣为主,盖濂洛风雅之流源也”。
        董裕十八岁成秀才,嘉靖四十四年(1565)中举,隆庆五年(1571)登进士,授东莞(今属广东)令,开始仕宦生涯。万历五年(1577),董裕巡按陕西。次年,董裕代守滇南。滇南远在西南边陲,地势险要,民族杂居,董裕在此做了不少安定边疆、惠益百姓之事。之后,董裕调掌河南道,多平冤案,有“再世包公”之称。因事触怒宦官,改为大理寺少卿。万历十二年(1584),督学畿辅,严禁权贵宦官子弟钻营舞弊,为权宦诬告,谪降副行人司。此后又先后任尚宝司丞、南京光禄寺少卿、大仆少卿。万历十九年 (1591),再为大理寺少卿,署大廷尉,公正明察,称无冤民。万历二十年(1592),擢为郧阳(今属湖北郧县)佥都御史。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董裕晋为大理寺卿,“郧人德之,走千里而送,立去思碑于大道之旁,立祠以祀”。董裕任大理寺卿不久,又升为南京工部侍郎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),董裕加通议大夫,祖、父并赠少司寇,祖母、母等并赠淑人,长孙琦入监读书。次年,董裕捧册立皇太子,晋正议大夫、资治尹。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晋资善大夫、刑部尚书,赠董裕祖、父如裕官。因年老体衰,董裕凡九疏恳请辞官归里,然仍扶病入部,平反冤案38人。万历皇帝为之感动准请,特赐驿车送归家乡。“朝士咸饯裕都门外,填塞道困”。次年,董裕病逝于家,诏特赠太子少保。董裕遗著有《内台按秦、按滇、督郧奏议》、《工、刑两部奏议》、《六和游草》、《扩庵吟草》、《司寇文集》、《易经注释》等。

          富商董学文
        董学文(1727—1798),字亦简,号松轩。为流坑董氏的第二十八代,是文肇之子太保淳的第二十五世孙。单传其父必华,必华又独生学文。必华死时学文年犹未成,母黄氏治家严厉有方,学文有过,辄加笞扑。学文初治举业,在当地颇有文名,后以家政繁剧不得日事帖括,遂弃儒业。“及壮,以男子当有四方志,乃挟资为商人,往来吴楚间,得倍称之息,而产业益拓于前矣”,成为流坑董氏中的一大富商。
        学文虽富甲里闾,但他积极地以经商所得钱财惠益宗族乡里。凡乡里有立社学、建育婴堂与修桥筑路等义举,学文均解囊赞助。族中因贫不能娶妇及不能营葬者,必资给之;灾荒之年则倾仓谷赈济饥民,精通医术,每年治愈患者无数。乾隆己未(1775),董学文由太学生加捐州同知职,其祖爵先、父必华并受封赠。清代流坑科举功名式微,但随着竹木贸易的繁荣,一大批商人在村中兴起。他们不仅富甲一方,而且以其资财积极从事宗族和乡村建设,对清代流坑社会的发展、变迁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,而董学文是其中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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